摘 要：童恢作为东汉时期著名的循吏，其治理不其县的事迹，尤其是“训虎”的典故，千古流传，至今在青岛城阳地区备受尊崇。然而，由于正史记载简略，其生卒年月、具体仕宦时间均付之阙如，给后世研究留下了悬案。本文立足于《后汉书》等核心史籍，结合新发现的方志与多地《童氏宗谱》记载，通过对东汉职官制度、相关历史人物（如杨赐、杨终、班固、窦宪）生平以及丹阳郡沿革的交叉考证，对童恢的生卒年代与出任不其令、丹阳太守的时间进行系统梳理与辨析。文章认为，史载童恢于东汉光和五年（182）出任不其令的说法存在诸多矛盾；综合各方证据，其生年更可能在东汉建武中元元年（56），卒于永建四年（129）前后，其出任不其令的时间约在汉章帝建初四年（79），升任丹阳太守则在汉和帝元兴元年（105）。这一结论将童恢的活跃时期定位在社会相对安定的东汉前期，更符合其“牢狱连年无囚”的治理成就所依赖的历史背景。
关键词：童恢；生卒年代；不其令；丹阳太守；家谱考证；东汉循吏
引 言
展开剩余95%在青岛城阳区的历史星空中，东汉不其县令童恢是一颗璀璨而神秘的星辰。他的“训虎”传说，早已超越了历史事实本身，升华为一种勤政爱民、明察秋毫的文化符号，使其在胶东半岛的民间信仰与地方记忆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地位。位于城阳区傅家埠社区的童真宫（童公祠），历经近两千年的风雨，至今仍是当地民众追念这位贤吏的物质载体，无声地诉说着“童青天”的不朽传奇。
然而，与这种深入人心的文化形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史料中关于童恢其人的基本信息却极度匮乏。南朝范晔所撰《后汉书·循吏传》虽为其立传，但仅寥寥数百字，对其家世、生平，尤其是生卒年份均无明确记载。这种记载的缺失，为后世的历史研究与地方文化挖掘带来了巨大的困难。正如作者所言，即便是在致力于推广“童恢文化”的当下，地方政府亦因“不知道童恢具体的生卒时间”而感到时机尚未成熟。
作为童恢的第68世孙，笔者对童氏文化的探寻已二十余年。怀着对先祖的敬仰与对历史的求真之心，笔者广泛搜罗了正史、方志以及散见于安徽、湖南、江西等地的《童氏宗谱》，试图从这些斑驳的故纸堆中，拼凑出童恢更为清晰的人生轨迹。本文即是这一阶段性研究的成果，旨在通过细致的史料辨析与严密的逻辑推论，对童恢的生卒年代及核心仕宦经历进行一次系统性的考辨，以飨读者，并求教于方家。
一、 核心史料梳理与现存争议
对童恢的研究，必须建立在对现有史料的全面把握与批判性分析之上。这些史料大致可分为官方史志与民间家谱两大系统，二者之间以及各自内部均存在显著的差异与矛盾。官方史志如《后汉书》《四库全书》等文献中有关童恢的记载，往往侧重于其政绩与道德形象，叙述较为简略且具有正统叙事的特征；而民间家谱、地方志以及族谱材料则往往包含更多细节描述和家族内部的传承记忆，甚至融入了一定程度的传说成分。不仅在两大系统之间存在叙述立场、内容详略与真实性的区别，即便在官方史料内部，不同时期编纂的史籍对同一事件的记载也可能因政治倾向或文献来源不同而产生出入；同样，不同家族或地区所流传的家谱文献，在世系记录、事迹描述方面也常有较大出入，甚至出现互相矛盾的情形。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必须谨慎对待各类材料，通过比对、辨伪和语境重构的方法，尽可能还原其历史面貌，而非简单采信某一来源的叙述。
（一）正史与方志记载的模糊性与矛盾点
1.《后汉书·循吏传》的基准记载
这是研究童恢最权威也是最基础的史料，其内容详实且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其中关键信息如下：
○籍贯：童恢为琅琊姑幕人，其家族世居此地，属当时的名门望族之地。
○家世：其父童仲玉，为人慷慨重义，在灾荒年间曾“倾家赈恤”，救济灾民，为乡里所称颂，这一背景对童恢的为官理念有深远影响。
○仕途起点：童恢年轻时担任州郡中的吏员，因“执法廉平”、处事公正，受到司徒杨赐的赏识并予以征辟，从此步入仕途。
○高光时刻：在杨赐遭人弹劾、众人避之唯恐不及之际，唯独童恢挺身而出，敢于赴阙争辩，充分彰显其忠义正直的政治品格。
○主要政绩：出任不其令期间，童恢推行教化与激励并重的治理策略，使辖内“一境清净，牢狱连年无囚”，社会秩序井然，百姓安居，更吸引大量外来人口归附。尤其“设槛捕虎”一事，他通过“审问”二虎后杀一放一，既除民害又显仁德，成为其循吏形象的标志性事件。
○最终结局：因治理成效显著，童恢被青州举荐为“尤异”，升任丹阳太守；可惜在任时“暴疾而卒”，未竟其志，时人深为痛惜。
○时间锚点：传文中唯一可能的时间线索是其与司徒杨赐的关联，杨赐主要活跃于东汉灵帝时期，据此可推测童恢的政治活动亦应在同一时代。
2. 后世方志的沿袭与衍变
自明万历《即墨志》始，至清乾隆、同治年间所修《即墨县志》《莱州府志》以及《崂山志》等地方文献，关于童恢的记载大体承袭《后汉书·循吏列传》之叙述，但在细节处理上则呈现出补充与讹误并存的现象。例如，清乾隆版《即墨县志》明确将童恢任职不其令的时间系于“和帝时”，这一断代看似清晰，却仍沿用了其被“司徒杨赐”征辟的旧说。考杨赐生平，其主要活跃于东汉灵帝时期（168—189），与汉和帝在位之时（88—106）相隔六十余载，时代显著错位。此类讹误，反映出后世方志在追溯前代人物事迹时，因史料缺佚、传抄疏漏或地域附会而导致的时序混乱，亦可见方志编纂中“沿袭旧文、略加补缀”的常见处理方式及其潜在风险。
3. 关键矛盾：杨赐与“和帝时”的不兼容性
据《后汉书·杨震传》所附杨赐本传，并参以《资治通鉴》相关记载，杨赐历任三公——司徒、太尉、司空——的时间主要集中在汉灵帝熹平至中平年间（172—185），其政治活跃期与和帝时代相距约七十余年，几无交集。因此，方志中同时出现“童恢在和帝时任职”与“童恢受杨赐征辟”两项记录，形成根本性的时序冲突。这两个时间点的不可调和，不仅凸显了地方文献在承袭前史时发生的结构性矛盾，也成为考辨童恢生平首先需直面并解决的关键问题。这一矛盾若不能得到合理解释，则关于童恢的仕宦轨迹乃至相关制度运作的理解，皆将陷入歧义与困惑之中。
（二）各地《童氏宗谱》的记载及其可信度分析
民间家谱为了光耀门楣、明晰世系，常常会记载先祖的生卒年月与生平事迹，这为弥补正史记载之不足提供了珍贵的线索与可能。然而，家谱的修撰年代往往远晚于始祖生活的真实年代，其间口耳相传、代际抄录的过程中，难免掺杂传说附会、攀附名流乃至主观臆测之内容，在使用时必须加以审慎甄别，结合时代背景与多方史料进行交叉验证。
1. 安徽宣城《宛西童氏宗谱》
该谱在诸谱中记载最为系统详尽：称童恢生于东汉永初二年（108年）八月十五日，卒于熹平四年（175）二月初八日，享年六十八岁。并于东汉和平元年（150），四十三岁时出任不其令。该谱首修于北宋开宝五年（972），由童恢二十七世孙主持纂修。其优势在于，宣城一带正是童恢终官丹阳太守时的治所所在，其后裔在此聚族而居、繁衍生息数百年，谱系传承可能保留较早文献或墓志记录，具有一定地域延续性。然而该谱所载童恢出任不其令之时间（150年）正处于汉冲帝、质帝在位期间，与《后汉书》所载其举主杨赐所处的时代仍不吻合。
2. 湖南湘潭《湘中双林童氏五修族谱》
该谱记载童恢生于西汉成帝鸿嘉二年（前19），卒于东汉光武帝建武三十年（54），享年七十三岁。此说存在严重问题：不仅使其出生远早于东汉建国，更与其四世孙童芝在《三国志》注引《江表传》中所载建安三年（198）任庐陵太守之事迹相矛盾，父子活动年代相隔超过一百四十年，明显违背常理。其后《六修支谱》的编修者显然意识到该问题，试图将童恢任职不其令的时间修正至灵帝光和年间（180年左右），却未相应调整其生卒年，导致谱内自相矛盾，更削弱了世系记载的整体可信度。
3. 江西德兴大田《童氏宗谱》与鄱阳泗溪岭《童氏宗谱》
两谱在童恢生平的关键时间点上记载高度一致：称其生于东汉建武中元元年丙辰（56）七月初三日，于“建初己卯”（实为建初四年，79）由校书郎杨终、班固以明经荐举，出任不其令。后又于“元兴己巳”（实为元兴元年乙巳，105）由外戚窦宪荐推，升任丹阳太守，最终在顺帝永建四年（129）致仕或去世，享年七十三岁。这两谱构建出一个迥异于他谱的时间框架，将童恢的主要政治活动期定位在东汉前期的章帝、和帝与安帝时期，不仅年代衔接相对合理，也与正史中相关人物如杨终、班固、窦宪的活动时期基本吻合，呈现出一定的内在一致性。
4. 其他佐证：《仰韩大宗堂童氏宗谱》与《雁门童氏宗谱》
浙江淳安《仰韩大宗堂童氏宗谱》明确记载童恢第四世孙童芝于建安三年（198）任庐陵太守。若以常规代距三十年推算，上推四代约一百二十年，童恢应生于公元78年左右，与江西谱所载公元56年之间虽有二十余年差距，但皆处于东汉前期章帝至安帝的时代波段内，具有一定重合性。另浙江兰溪《雁门童氏宗谱》称自始祖童续至童恢共历三十一世，仍以每代三十年估算，上溯九百三十年，同样将童恢生年指向东汉光武帝至明帝时期。这两支居于不同地域、彼此独立的谱系，通过世系推演所得出的时间指向，虽不能作为确证，但为江西谱的记载提供了侧面的、间接的支持，暗示其说法可能较其余诸谱更接近历史实际。
二、 关键历史要素的深度辨析
要评判上述各种记载的合理性，必须将童恢置于东汉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对相关人物、职官、地理信息进行多维度交叉考证，才能厘清其生平脉络中的矛盾与可能的事实基础。
（一）人物网络的梳理与年代校准
1. 司徒杨赐的时空定位与记载疑点
杨赐是《后汉书》中所载与童恢直接关联的最高级别官员。据《后汉书·杨赐传》所记，其政治生涯高峰集中于汉灵帝时期，曾三度出任司徒，时间分别在熹平五年至光和元年（176–178）以及光和四年至光和六年（179–181）。如果童恢确实由杨赐征辟入仕，则其活跃期应落在170至180年代之间。然而，这一时间框架与《后汉书·循吏列传》中“和帝时，司徒杨赐辟其仕官”的记载存在根本性矛盾——和帝在位期为89–105年，远早于灵帝时期（168–189）。此外，若依杨赐征辟之说，童恢之四世孙童芝在建安三年（198）活跃于徐州一带，两代人之间的时间跨度仅约二十年，这在东汉士族的代际传承中显得异常紧凑，几乎不符合当时士族家族生命周期的一般规律。因此，有充分理由怀疑《后汉书》中“司徒杨赐”的记载存在文本传承过程中的讹误。
有学者提出，是否可能混淆了更始帝时期担任大司徒的刘赐？然而刘赐的政治地位与历史影响力远不及杨赐，且其活跃时间（更始政权存在于23–25年）过早，与童恢所处的时代完全无法衔接，因此该假设成立的可能性极低。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南朝范晔在编纂《后汉书》时，所依据的东汉旧史或碑传材料中本就存在混淆，将童恢与某位司徒的关联错误地归到了名声更显赫的杨赐名下。
2. 杨终、班固、窦宪关系网络的可信度分析
另一方面，江西地区所藏童氏谱系提出了一个不同于正史的人物关系框架：据载，童恢是由杨终与班固共同荐举为不其令，而后又获窦宪推举得以升迁。杨终为蜀郡成都人，班固为扶风安陵人，二人皆是汉章帝时期（75–88年在位）极具影响力的学者与官员。建初四年（79），他们共同参与白虎观会议，主持论定五经异同，这一事件在《后汉书·章帝纪》与《儒林传》中有明确记载。而窦宪则为汉和帝初期（89–92）权倾朝野的外戚与军事统帅，曾主导北伐匈奴并取得燕然山铭功之绩。
这三人的活跃时间高度集中于章帝至和帝初期（约76–92），与谱牒所载童恢出任不其令（谱系称在章帝建初四年，即79）及后续升迁（谱称在105年前）的时间范围高度吻合。从历史人物网络的构建来看，杨终—班固—窦宪这一组合具有明确的政治与学术交集，其真实性远高于存在明显时序矛盾的“杨赐说”。尽管谱牒所记“窦宪荐推”在具体年份上存在误差——窦宪在永元四年（92）已因罪自杀，不可能于105年再度荐举他人——但其所指向的“和帝时期”这一历史阶段仍具备合理的指向性。这一叙述更可能反映了童恢仕宦生涯中与窦宪集团存在的某种关联，而非全然虚构。
（二）职官、地理与历史背景的印证
1. 丹阳郡治的沿革
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置丹阳郡，郡治初设于宛陵（今安徽宣城），此地地处吴越之交，为江东重镇，战略地位显著。丹阳郡治始终定于宛陵，历经西汉、东汉，直至西晋太康二年（281），因建业（今江苏南京）崛起为政治经济中心，郡治方迁于此。童恢所任的丹阳太守，其郡治正是在宣城，这表明他在任时丹阳郡的核心行政机构仍位于此地。安徽宣城《宛西童氏宗谱》的保存不仅详实记录了童氏家族的迁徙与仕宦，更成为童恢终官于丹阳郡并落籍宣城的有力物证。该谱系与正史记载相印证，进一步巩固了童恢在宣城的任职背景。从时间跨度来看，丹阳郡治在宣城的时期（前109—281）完全涵盖了根据江西谱系推算的童恢任职时期（约105），这为童恢的生平提供了坚实的历史地理框架。
2. “令”与“太守”的职权
汉代官制中，县依人口规模分等，万户以上县设“令”，以下设“长”。不其县作为胶东半岛的重要城邑，人口稠密、经济繁荣，设令符合其地位，县令职责涵盖赋税、司法、教化及治安，权责重大。太守则为郡级最高行政长官，总揽一郡政务，包括监察属县、推荐官吏、管理财政与军事。由县令因政绩“尤异”升任太守，是汉代常见的官员升迁路径，所谓“尤异”指治理成效卓越，经考核后获擢升。童恢的仕途轨迹——从不其县令至丹阳太守——完全契合汉代官制的晋升模式，这不仅反映其个人能力，也体现了汉代官僚体系的理性化特点。历史文献中类似案例频现，如西汉赵广汉由京兆尹升迁，进一步佐证了这一路径的普遍性。
3. 社会环境的考量
童恢治理不其县的成就，史载“一境清净，牢狱连年无囚。比县流人归化，徙居二万余户”，这种描述虽带儒家理想化色彩，强调德治与教化，但也折射出当时社会相对安定、政府控制力强的背景。反观东汉桓、灵时期（146—189），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朝政腐败，土地兼并加剧，导致流民四起、民变不断，尤其是184年爆发的黄巾起义，席卷全国，彻底打破了地方秩序，县令在此乱世中难有作为。而将童恢的活跃期置于东汉前期的章、和时期（76—106），则更为合理：这一时期史称“明章之治”和“永元之隆”，光武帝中兴后，朝廷推行休养生息政策，社会经济发展，吏治相对清明，边疆稳定，为地方官员施行善政提供了有利环境。童恢的治理成效正是这一历史舞台的产物，而非末世所能企及。
（三）新史料的强力支撑：《（嘉庆）宁国府志》的发现
研究中最具突破性的证据，来自清嘉庆年间纂修的《宁国府志》。该书卷二《职官表》“太守”条目下明确记载：
“元兴年（105年四月—十二月）任，童恢，字汉宗，姑幕人，初仕不其令，青州举尤异，迁丹阳太守，以暴疾卒，见《后汉书·循吏传》。”
这条记载具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其突破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它提供了极为精确的时间定位。该志将童恢担任丹阳太守的具体时间锁定在汉和帝元兴元年（105）四月至十二月之间。这一时间记录不仅与《后汉书》和帝纪年相符，更与江西地区童氏宗谱中所载“元兴己巳”的说法形成关键性对应——尽管“己巳”在干支纪年上实际对应的是汉安帝延光二年（123），存在误差，但年号“元兴”的高度一致，显著增强了江西谱牒在纪年记载上的可信度，反映出民间谱系在世代传写中可能保留了某种历史记忆。
第二，该条材料完整印证了童恢的核心仕宦经历。志文中“初仕不其令……迁丹阳太守”的记载，与《后汉书·循吏·童恢传》所述“恢为不其令……青州举尤异，迁丹阳太守”几乎完全一致，显示出该志编纂时有可靠史源作为依据。这不仅交叉验证了传世文献的准确性，也进一步巩固了童恢由不其令升迁丹阳太守这一职务变动的历史真实性。
第三，该志的史料来源具有较高权威性。《宁国府志》为清代嘉庆二十年（1815）由知府鲁铨主持纂修，属官方正式修订的地方志书，其《职官表》部分通常严谨参考了前代旧志、官府档案、碑刻材料以及史传文献，编纂态度较为审慎。该志将童恢列于永元年间（汉和帝年号，89–105）到任的太守之后、永和年间（汉顺帝年号，136–141）任职者之前，时序排列合理、脉络清晰。这一前后关联进一步支撑了童恢主要政治活动发生于汉和帝时期的判断，与《后汉书》本传“和帝时迁丹阳太守”的记载相互呼应，也为厘清童恢的生平年代提供了关键依据。
综上，嘉庆《宁国府志·职官表》中关于童恢的记载，不仅在时间、事迹方面与正史高度吻合，更以其官方方志的身份、清晰的时序逻辑，为研究童恢的仕宦轨迹提供了坚实的地方文献证据，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三、童恢生卒与仕宦年表的重构
综合以上所有史料辨析，通过相互印证、排除矛盾，并结合时代背景与文献来源的可信度进行交叉比对，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相对可靠的结论。
1. 传统说法（光和五年说）之否定：认为童恢于公元182年出任不其令的传统观点，主要源于对《后汉书》中“司徒杨赐”记载的片面信任与过度依赖。然而，此说不仅与同书所载“和帝时”出任丹阳太守的记录明显冲突，更与童恢第四世孙童芝的活动时间严重脱节——若依光和五年说，童恢任职不其令时已值东汉末年政局动荡、民变四起之际，与其“抚民生、驯猛虎”的治理形象难以吻合。此外，该说法亦完全无法协调于东汉末年的时代背景，诸多矛盾难以弥合，故其可信度极低，应予以摒弃。
2. 新考结论的建立：本次考证以江西德兴、鄱阳地区保存的《童氏宗谱》所载世系信息为核心依据，辅以《（嘉庆）宁国府志》中关于童恢任职丹阳太守的明确记录作为关键佐证，并进一步参考浙江淳安、兰溪等地宗谱中的世系记载进行交叉验证。同时，借助杨终、班固、窦宪等与童恢生平可能交集的历史人物的时代坐标，我们得以重构出一份更为合理的童恢年表：
○出生：约东汉建武中元元年（56）。其时天下初定，光武帝中兴汉室，社会渐趋稳定，为其成长提供时代背景。
○出任不其令：汉章帝建初四年（79）。时年二十三岁，由时任校书郎的杨终与班固联名荐举。此说不仅与“少仕州郡为吏”的早期经历高度契合，也更符合其年轻有为、勇于任事的形象。此时东汉处于章帝治世，政局清明，为其施展治理才能提供有利条件。
○升任丹阳太守：汉和帝元兴元年（105）。据《宁国府志》明确记载，童恢在此年担任丹阳太守，时年四十九岁。此时他已有多年地方治理经验，政绩显著，正值政治家阅历、精力俱佳之时，擢升太守实属必然。
○去世：约汉顺帝永建年间（129？）。江西谱牒载“顺帝四年致仕而终”，即公元129年，享年七十三岁。此与《后汉书》“暴疾而卒”的记述并不矛盾——可推断其为在任期间突发疾病，退职后不久去世，晚年得享哀荣。
这一考证结果，将童恢的生命轨迹完整地嵌入东汉前期的中兴时代（光武帝、明帝、章帝、和帝时期），使其生平首次与时代背景严密吻合。此举不仅消解了以往不同史料之间的抵牾，更重塑了童恢作为一位“循吏”的历史语境：他不再被误解为挣扎于末世乱局中的无奈良吏，而是立身于东汉鼎盛时期、在清明政局中施展抱负的杰出能臣。其驯虎安民、重农兴教的事迹，正是在这样一个太平安定、儒风昌明的社会土壤中才更具典型性与说服力。通过年表的重新确立，童恢的历史形象与文化价值得以更准确、更丰满地彰显。
3.余论
历史研究，尤其是对远古人物的考证，往往是在有限的史料碎片中进行拼图。对于童恢这样一位正史记载简略的人物，家谱与方志的挖掘显得尤为重要。本研究通过“正史－方志－家谱”三重证据法的互证与辨伪，力图拨开围绕在童恢身上的历史迷雾。当然，学术研究永无止境，本文的结论仍属一家之言，期待未来能有更多考古发现或新史料的出现，以进一步证实或修正我们的认识。
无论如何，童恢作为一位勤政爱民、清正廉明的官吏，其精神早已融入青岛城阳的地方文脉之中。对其生平的严谨考证，不仅是对一位古代贤吏的致敬，更是对青岛地方历史文化根脉的一次深刻梳理与夯实。希望本研究能成为推动“童恢文化”深入研究与传播的一块基石，让这位两千年前的父母官，以其更为清晰的历史面貌，继续滋养这片他曾经深情治理过的土地。
【按】：该原始文章《不其令童恢生卒时间考析》一文已收录于2015年度山东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计划项目《鉴史问廉—东汉循吏童恢研究》（青岛出版社，2016年11月出版）。
参考文献
一、 历史文献
1.（南朝宋） 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点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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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宋） 司马光编著，（元） 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点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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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周天游辑注：《八家后汉书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6.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二、 方志与金石
1.（明） 许铤修，杜为栋纂：万历《即墨志》，明万历十一年（1583）刻本。
2.（清） 穆彰阿，潘锡恩等纂修：嘉庆《大清一统志》，《四部丛刊》续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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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清） 林溥主修：同治《即墨县志》，清同治十一年（1872）刻本。
6.（清） 黄肇颚编纂：《崂山续志》，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稿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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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清） 黄胪登纂修：康熙《沂水县志》，清康熙十一年（1672）刻本。
9.《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嘉庆宁国府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今凤凰出版社），1998年据民国八年泾县翟氏宁郡清华斋印本影印。
10.青岛市城阳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城阳区志》，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11.蓝水编著：《崂山古今谈》，青岛：崂山县县志办公室（内部资料），1985年。
三、 家谱资料
1.（清） 童洁文等主修：安徽宣城《宛西童氏宗谱》，清光绪十七年（1891）重修本。
2.童裕博等主修：湖南湘潭《湘中双林童氏五修族谱》，民国十九年（1930）木活字本。
3.童锡文等主修：湖南湘潭《湘中双林童氏六修支谱》，2014年电脑排印本。
4.童惠平主修：浙江兰溪《雁门童氏宗谱》，2001年重修本。
5.童启明主修：浙江淳安《仰韩大宗堂童氏宗谱》，2011年重修本。
6.（清） 童宝善、童德爵主修：浙江绍兴《舍浦童氏宗谱》，清光绪十八年（1892）木活字本。
7.江西德兴《大田童氏宗谱》（具体修纂年代及主修人待考，文中引用版本为存世抄本或刊本）。
8.江西鄱阳《泗溪岭童氏宗谱》（具体修纂年代及主修人待考，文中引用版本为存世抄本或刊本）。
9.（清） 杨家侨等纂修：浙江《余姚杨氏宗谱》，民国十年（1921）木活字本。
四、 近人著述
1.安作璋主编：《山东通史·秦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2.《安徽通史》编纂委员会编：《安徽通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1年。
3.童南山、童文杰等编著：《中华姓氏通书·童姓》，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年。
4.王丹：《东汉窦氏家族研究》，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5.陈苏镇：《汉初侯国隶属关系考》，《文史》，2005年第1辑。
6.李伟刚，童惠平：《鉴史问廉——东汉循吏童恢研究》，青岛：青岛出版社，2016年。
（作者系浙江兰溪人，独立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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